宣武门教堂:巴洛克建筑中的古典风

位于宣武门的南堂,从第一任主教利玛窦的兴建到日后多次修建,似乎就是明清两代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见证者

建筑
巴洛克华丽丽,古典风融其中

与长安街平行的前三门大街西段,有一座巴洛克式的天主教堂,静静地看着这个城市的云卷云舒。与王府井东堂、西什库北堂、西直门西堂名声并列的这间教堂,就是北京第一座天主教堂——南堂。

说南堂是巴洛克式风格,却偏偏装在了一个中式院落里。教堂一共有东西两座大门:一座是中式的,在西侧,由著名书法家马铁汉题写的“北京市天主教爱国会”“北京教区宣武门天主堂”两座牌匾在右、同样出自他手的“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府”牌匾在左。门前还矗立着圣·方济各沙勿略和利玛窦两座铜像。一座为西式的大门,直通教堂的主体建筑。

别看门前这阵势,教堂的主体建筑可是华丽丽的巴洛克风,和欧洲十六七世纪的同时期建筑简直如出一辙:高大的十字架镶在教堂顶端,三个宏伟的砖雕拱门并列,将整个建筑立面装点得豪华而庄严。山墙的曲线造型和巨大的蜗卷图案是非常明显的巴洛克特点。巴洛克风格建筑的外形自由,追求动态,喜好富丽的装饰和雕刻、强烈的色彩,常用穿插的曲面和椭圆形空间。不规则的形式、起伏的线条以及热烈的情感,恰恰与天主教和君主宫廷室内奇异的装饰吻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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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择巴洛克风格可大有讲究。巴洛克风格有浓浓的宗教特色和享乐主义的色彩,恰恰符合了天主教隆重的仪式感。这种风格主要出现在欧洲文艺复兴后期的意大利,与法国的古典主义属于同一时期,以浪漫主义的精神作为形式设计的出发点,以反古典主义的严肃、拘谨、偏重于理性的形式,赋予了更为亲切和柔性的效果。巴洛克风格虽然脱胎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形成,却摒弃了古典主义造型艺术上的刚劲、挺拔、肃穆、古板的遗风,追求宏伟、生动、热情、奔放的艺术效果。可有趣的是,这间教堂却也有古典主义风格的痕迹。仔细观察南立面的下部,古罗马时期的复合柱式随处可见,古典主义的建筑手法融汇其中,给人一种庄严隆重感,突出了教堂的神圣感。

和许多天主教教堂相同,教堂建筑的室内空间运用了穹顶设计,立柱行列,分教堂顶格为三部,各部作穹隆兴,好像三艘下沉的船身。两侧配以五彩的玫瑰花窗,虽然不似欧洲的马赛克拼图般华丽,高大的玻璃墙体和阳光照射下来的五彩光芒,为教堂烘托出庄严肃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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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北边就是圣台,圣台中央挂着一幅“圣母无染原罪像”。这间教堂在早期又称“圣母无染原罪堂”,想来是因为这幅像而得名。圣台西侧供奉的是耶稣基督圣像,东侧供奉的是约瑟圣像。教堂南面建有乐楼,巨大的管风琴中央是圣经故事的五彩玻璃,弥撒的时候有唱诗班在此唱起圣歌,歌声能够回荡在整个教堂久久不会散去。在南堂的东面以前还修建有南堂小学和声母会法文学校,现在已经变为北京外事职高。
渊源
西方宗教改革,东方利玛窦入京

教堂主体建筑门前左右院墙各摆着一块已经风化了的石碑。这可是清代留下来的文物,是顺治帝御制的天主堂碑记,记述了天主教从西汉时期传入中国,直至清顺治时期的历史。

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过程可谓是跌宕起伏,虽然从西汉时期就已经传入,却发展缓慢,甚至几次绝迹。虽然佛教自传入也经历过统治阶级的多次兴伐,却因为自进入就吸纳了中原文化,被统治阶级所掌握,一度成为国教。

相比和印度的一衣带水和文化相近,来自于西方的天主教可没那么幸运。唐贞观时期、明嘉靖时期,屡次有传教士前来传教,却都未曾生根发芽。最惨到圣·方济各沙勿略因不能获准进入陆地含恨病死在离岛。万历二十九年(1601年),利玛窦、庞迪我携带大量礼品再次进京觐见明神宗,终于获得在京永驻的许可,在士大夫中建立良好声誉和关系,开启了日后其他传教士进入中国之门,这才有了天主教在北京的渊源。

南堂始建于1601年,是明神宗皇帝批给来华耶稣会士的住地。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利玛窦来京后也在此地居住。利玛窦以黄金五百两买下住地旁的“首善书院”(原为明东林讲学的地方),将其作为私人祈祷所。随着信教人数的不断增加,1605年,利玛窦神父将其改建成了一座小教堂。当时北京就有奉教者二百多人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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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时的南堂可没有今天的这副光景,教民们祈祷都是在一座外面瞧不说南堂是巴洛克式风格,却偏偏装在了一个中式院落里。各式圣经故事的画像被装点在建筑内部,烘托出神圣的气氛。一进教堂回头的南面墙是乐楼,弥撒的时候有歌声能回荡在整个教堂。做弥撒前,虔诚的信徒都会在此用圣水自洁。出任何特征的圣堂中进行的。这也是利玛窦为了适应中国人的审美需求而作出的让步。当时的圣堂就是今天主体建筑西侧院,如今是教父等神职人员的住所。

如今这座富丽堂皇的教堂则是由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力主筹建的,还是顺治帝下令拨款赐地的结果。要知道拨款的几年前,道明会西班牙传教士刘方济还在福建被斩首处决。能让顺治帝有如此大的转变,全凭汤若望过人的学识。

顺治七年(1650年),顺治帝颁布容教敕书,同时赐地拨款,在原来圣堂的西侧建立了巴洛克式的大教堂。还在原圣堂的基础上建设了神父住宅、天文台、藏书楼和仪器馆。教堂竣工后,汤若望神父用拉丁文和中文对照撰写了《都门建堂碑记》。

汤若望和顺治帝私教好到什么份儿上?顺治帝在1656-1657两年之间,曾24次到南堂微服私访,并与汤若望促膝谈心,还亲切地尊称59岁的汤若望神父为“玛法”(玛法是满语:“父亲”的意思)。也难怪顺治帝会为南堂御笔亲书“钦崇天道”匾额,1657年(顺治十四年)又御笔亲书“通玄佳境”门额和御制天主堂碑铭。直到康熙年间汤若望都颇受赏识,官至二品钦天监。

这时候的天主教在中国可谓顺风顺水。顺治十三年(1656年),教皇亚历山大七世还下敕谕,允许中国天主教徒祭祖祭孔,从此进入了中国与天主教的蜜月期。
秘辛
葡王千里修堂,康乾多次注资

别看碑说的是顺治时期的事情,这碑可不是顺治时的东西。原来顺治帝御笔题写的“通玄佳境”中的玄字与康熙的本名“玄烨”同字,为了避讳,自康熙帝后就改为了“微”字。但是据查现存的石碑上撰写的是“通微佳境”,并称汤若望为“通微教师”,可见此碑是康熙年间重刻的物件。原物在哪儿,如今已经不得而知了。

同样经历了多次返修的还有主堂,每次都有皇帝注资,甚至引来了葡萄牙国王。1666年,汤若望神父去世,继之而来的是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。1675年(清康熙十四年),康熙帝两次亲临南堂看望南怀仁神父,为南堂御笔“万有真源”匾额和“敬天”匾额,命悬挂于南堂内。1690年(清康熙二十九年),罗马教廷成立北京教区,任命意大利籍伊大仁(又名康和之)为主教,南堂作为主教府。

成立了北京教区,教堂就是全世界基督徒的圣地了。此后南堂遭地震破坏,除了1703年康熙皇帝御赐银十万两重新修建、雍正八年赐银一千两从事修理外,1721年葡萄牙国王斐迪南三世为了表达对天主教的诚意,特意拨款第二次重建南堂。至此成就了南堂巴洛克式的模样,此后都以此为原型翻修。

到了1775年,也就是乾隆四十年,南堂不幸毁于火灾,原顺治和康熙帝为南堂御书的匾额及对联全部被烧毁。乾隆帝赐银一万两,赦令照先帝所赐原貌加高加大重建天主堂,并恢复所有皇帝亲笔御题的匾额和对联等等。这等大手笔,除了佛教外,清代还鲜有这样的宗教支持。时至今日,南堂举行的弥撒都是北京最为隆重的天主教仪式之一。

晓晔 摄影 赵金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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